兩位「生物信用之父」在臺灣相遇：從國際方法學到亞洲科學，共同開啟生物多樣性信用的新篇章

當國際市場的實踐經驗，遇上亞洲深厚的科研實力，一場跨越地域與專業的合作，或許將為亞洲自然金融開啟新的可能。

日前，泉崴公司協助中華氣候變遷暨農業發展學會，共同為「2026花蓮縣有機農業生物多樣性國際論壇」邀請國際專家學者來臺交流。其中Dr. Tim Coles素有「生物多樣性信用之父」；而在亞洲，國立臺灣大學蔡明哲教授亦享有「亞洲生物信用之父」之雅稱。

論壇中兩位專家首次深入交流，彼此對專業的理解、對自然的使命感，以及對生物多樣性信用未來的共同期待，而雙方所累積的專業、經驗與資源，恰好能夠彼此銜接，進一步形成推動生物信用發展的重要力量。

一位從國際實踐出發，一位深耕亞洲科學根基

Tim Coles 長期投入生物多樣性信用的發展，致力於將生態科學與可實際運作的市場機制連結，推動生物信用從科學方法、成果衡量，逐步走向信用額度的發行、登錄與市場應用。

從生態基線的建立、指標的選擇、生物多樣性增益（Biodiversity Uplift）的衡量，到方法學、獨立科學確證與查證，以及信用額度的發行與市場機制。

他所參與建構的體系，正嘗試回答自然金融最關鍵的一個問題：

我們如何證明，一筆投入確實為自然帶來了額外、可衡量，而且能夠持續的正向成果？

在這次臺灣交流中，Tim 特別深入分享了他所參與發展的 Wallacea Trust 方法與生物信用機制（Biocredit Scheme）。這套方法的重要特色之一，是透過多項生態指標衡量自然的變化，而不是將複雜的生物多樣性簡化成單一物種或單一數字。

這代表生物信用不應只是替自然標上價格，更必須建立可信賴的科學基礎，讓自然成果能夠被衡量、驗證，並逐步與市場建立連結。

如果說 Tim 所代表的是國際生物信用發展過程中累積的實務經驗，那麼蔡明哲教授所深耕的，正是亞洲發展生物信用不可或缺的另一塊基石——科學研究、長期生態資料、在地場域，以及亞洲多元而豐富的自然資本。

臺灣與亞洲擁有多樣的生態系、長期研究累積與優秀的科研人才，也有許多能夠真正落實生態復育、保育與永續管理的場域。

蔡明哲教授發起的亞洲生物多樣性信用聯盟（Asian Biodiversity Credit Alliance, ABCA），目前已串聯亞洲九個國家的大學與研究機構，逐步推動方法學交流、生態監測、資料共享、科學合作與交叉驗證。

這些努力，都是建立具備科學可信度、在地適切性，並有機會與國際接軌的亞洲生物信用體系的重要基礎。

兩位「生物信用之父」決定合作，著手合作機制之建立。

我們可以借鏡國際已經累積的生物信用方法學與市場實踐經驗，理解一套生物信用機制，如何從科學衡量、獨立查證，一路銜接至信用額度的發行與市場運作。

另一方面，亞洲也能透過長期生態資料、在地研究團隊與實際保育場域，為這些方法學提供更豐富的科學基礎、在地驗證與持續監測能力。

當國際方法學遇上亞洲科學，當自然數據連結在地守護，當企業需求開始對接國際市場，生物信用才有機會從理念走向真正可執行的自然成果。

未來雙方的合作能逐步串聯以下六個關鍵環節：

國際方法學 × 亞洲科學 × Nature Data × 在地守護 × 企業需求 × 國際市場

這六個環節並非彼此獨立，而是相互依存、缺一不可。

沒有科學，成果便難以取得信任；沒有可靠的數據，成果便難以持續衡量；沒有在地參與，再好的方法也難以落實；而缺乏企業需求與適當的市場機制，自然保育的投入也不容易形成長期、穩定的支持力量。

除了科學研究與方法學建構，我認為企業將是下一階段極為關鍵的參與者。

企業不一定要一開始就購買生物多樣性信用額度，也不需要等到所有制度成熟後，才開始採取行動。

更重要的是，企業可以從自身的營運與價值鏈出發，逐步釐清幾個問題：

企業的營運依賴哪些自然資本？對哪些生態系產生影響？有哪些具體的自然風險與機會？希望為自然創造什麼樣的正向成果？這些成果又應該如何透過科學方法持續衡量、監測與驗證？

當企業開始理解自身與自然之間的依賴、衝擊、風險與機會，就有機會進一步發展具體的自然行動方案，並視其需求與適用條件，逐步銜接生物信用、自然金融及相關永續揭露機制。

臺灣不必從零開始，重新建立一套與國際隔絕的市場；相反地，我們有機會站在既有國際經驗的基礎上，結合亞洲的科研實力、長期生態資料、在地場域及企業需求，共同探索更具可信度與實踐價值的生物信用發展路徑。

而 Tim Coles 與蔡明哲教授的合作，正為這樣的可能性開啟了一扇重要的門。

從承諾走向行動，讓自然恢復成為真正的目的

今年紐約氣候週期間，我經常聽到一句值得深思的話：

“We don't need more commitments, we need delivery!”

我們需要的，不只是更多承諾，而是將承諾真正落實。https://www.ctee.com.tw/news/20261012700162-439901

這句話同樣適用於生物多樣性與自然金融的發展。

生物信用額度是一種工具，不是最終目的。

科學方法、監測數據、獨立查證與市場機制，都是為了讓自然成果更可信、更可衡量，也更有機會獲得長期支持。

真正的目標，是讓生態系恢復、讓生物多樣性獲得實質改善，讓守護自然的人與場域獲得持續投入的力量。

深信兩位「生物多樣性之父」的相遇與合作，所代表的不只是兩個專業體系的結合，更是國際經驗與亞洲在地力量共同尋找解方的一個重要起點。

期待未來能與更多企業、學研機構、政府部門及在地守護者攜手合作，讓國際方法學與亞洲科學真正接軌，讓自然金融不再只是理念，而能成為支持自然恢復的實際力量。